然而，同性恋者毕竟占人口的绝对少数，其呼声在很多场合下会受到主流社会的淹没。扩大自己声音的一个途径是寻找和建立同盟。西方的同性恋运动经验表明，同性恋族群在追求平等权益的方面，与女权主义者、有色人种和其他少数民族有着共同点，而这些共同点正是构成联盟的基础。克林顿总统目前再次要求国会通过《仇恨罪行防范法》，严惩任何以种族、性别和性倾向为迫害动机的行为。同性恋组织联合了犹太人团体和黑人社区的受害者，开始向国会施压。该条款将性倾向与种族背景相提并论，任何因不满有关性倾向的条款而反对该法案的议员就会被扣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那无疑等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政界也不乏同性恋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意公开身份，其表现也不一定符合同性恋者的普遍利益。美国国会于１９９７年针对同性婚姻的议案进行表决时，有几位同性恋议员投了反对票。事后这些议员的同性恋身份全部被暴光；同性恋组织声称，如果同性恋政界人士以后再发生类似行为，他们将重操故技，将他们当众羞辱（既然他们认为同性恋是一种耻辱而不敢公开身份）。对于这种激进做法，媒体众说纷纭，但同性恋组织迫使同性恋政客开始正视社区内的福利，不敢贸然得罪自己人。

　　政客利用同性恋来煽动民众情绪的原因在于，多数民众对于同性恋抱有歧见。如果这种歧见得到了改变，那么政客不仅无从煽动恐同情绪，而且更有可能转向支持同性恋。改变民众对于同性恋的偏见，就需要让他们了解同性恋的真情，而这种真情的了解需要多多发表有关同性恋的准确信息，其中包括学术性资料，也包括涉及到同性恋议题的文艺作品等。

　　如果同性恋者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可以试图对社会道德施加积极影响，使新式道德体系符合或者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美国文艺界被笑传受到了同性恋犹太人的控制。上至公司股份控制，下至普通制作人员，同性恋者和犹太人所占的比例高得出奇（相对于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同性恋在最近几年的奥斯卡竞争中大领风骚。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的影视作品中，反犹和恐同的声音已经几乎消声匿迹。比如现今红极一时的“梦幻工厂”电影公司，就是由传媒巨头大卫·格芬操持，他一直毫不讳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该公司推出的诸如《美国丽人》和《角斗士》等主流影片以自然客观的角度和态度触及同性恋，对观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政治就象演出一样，获胜者总是那些巧言令色之徒，而不是那些真诚的信仰者。”著名同性恋作家戈尔·维多尔曾经这样说。政治本来就是谋取权利和福利的竞争，没有哪位政客会“良心发现”，主动为同性恋者说话，我们应该自己学会如何利用政治来为自己谋取权利和福利。说到底，如果一项社会政策朝着有利于同性恋者的方向而改变，其社会效益将远远高于几百篇科研报告或者同性恋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