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曾编过一个故事：某天外出，他极为惊诧地看到一个妇女舞着扇子，对一座坟头猛扇。于是问她这是干什么？妇人说，我和先夫生前有约，他死了我可以改嫁，条件是要等坟土干燥。豁达如庄子听了这话也差点晕过去。只是在庄子的时代这样的事少得可以不足为虑，现在却不然了。

　　爱情的确是极美妙的体验，相信许多有过初恋的，都有过非你莫嫁，非她不娶，要死要活的体验。因为这体验确实惊心动魄，所以长久以来，人们“研究”的方向一直是如何才能“白头偕老”。

　　大约是在二十世纪初，情况开始有了明显变化。

　　二十年代，北京出了个自号老宣的怪人，此人国学根底颇深，又喝过洋墨水，不但喜欢纵论国是，尤其喜欢说男道女。他曾说“恋爱是一种病，要用结婚来治；结婚是一种病，要用离婚来治；离婚是一种病，要用死亡来治”。

　　这个论调在今天看来自然不算惊世骇俗，但与“五·四”时期的青年还处在努力追求个人的幸福，反对父母包办婚姻的阶段相比，就“先进”多了。至少这一观点的表述要比《围城》的成书早得多。

　　再后来，这世道越变越快，用那个经典的说法就是，“古典的爱情”（小说）翻到一百页，恋人还没进教堂；而在现代派作家的笔下，男女主人公第一页就上了床。

　　由于感情这东西越变越快，快得无法控制，越来越令人丧气。所以人们后来就渐渐对如何才能“天长地久”没了兴趣，反而能平心静气地面对现实，于是人类为什么这样反复无常便不再是一个情绪化的问题，而成了“科学”的研究对象。

　　对爱情的研究，最古老手段是文学；后来进了一步，成为社会学的课题；而最新的研究方法大概就是“化学方程式”了。

　　“女人四年一变心”的结论不知是不是用化学方程式推算出来的，但记得曾有报道说，有专家认为，人的感情完全是由大脑中的化学物质反应决定的。而这种化学物质就是脑垂体荷尔蒙。专家说，几乎可以肯定，脑垂体荷尔蒙就是决定人类性欲和幸福感的成分。当然，这种荷尔蒙作用于人体的过程非常复杂。

　　这说法显然很容易使人想起“春药”一词。不过生理欲望固然能解释对异性的需要，却不能解释人为何只会对特定的异性产生好感？更不能让人们明白“女人四年一变心”这周期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太过专业且麻烦，还是不谈了吧。若说点有趣的，倒是这些年连动物学家也转了向。

　　许多人也许都还记得诸如鸳鸯生死相依这样的神话。这些神话可都是过去研究鸟类的科学家告诉我们的。不过，现在他们改口了，说动物王国根本不存在一夫一妻制。

　　他们原以为94%的鸟类实行一夫一妻制，如今任何鸟巢中，却有平均30%甚至更多的小鸟不是巢中那只“合法”的雄鸟所生。他们原以为哺乳动物中有2%到4%的忠诚的情种，现在却发现这令人感伤的数字还得往下调。最令他们惊奇也很不高兴的是，他们发现这些放荡局面大多数是雌性造成的，也就是说，在自然界，“水性杨花女”远远多于“朝三暮四郎”。

　　不知是否有人赞同这说法，但比这更令人难以反驳的研究则是，就像现在生物学家确实已经能相当精确地测量出动物求偶和社会组织形式的特征一样，社会学家也能用大量的调查统计结果说明：无论现在是对动物求爱固定习惯研究，还是对人的情感变化的曲线研究，确实都已经开始超越玩笑，而上升成了一门严谨的学问。

　　听说有科学家曾做过实验，让女大学生看用电脑绘制的各种男性面孔。实验表明，对称性好的男性面孔最具吸引力。这和自然界中的雌性斑雀总会大批扑向双腿有对称彩环的雄斑雀如出一辙。没想到美学中最古老的形式“对称”竟然也是异性选择的一个标准！生物学家还说，通常对称性越好，意味着生物体越健康，这并不是浪漫的艺术花招。